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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 《说起香港》
除非是研究近代史的，很少人会知道中俄战争后，从本世纪初英国即与日本结为同盟。这一特殊关系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一年的“珍珠港事变”。这期间，英国老百姓自然始终坚定地站在中国这一边。我先是在“七七事变”头一年就有所察觉。当时上海还有租界，而大公报馆无论在津、沪、港，都始终位于洋人管辖的地方。事变前的一年——一九三六年，《大公报》就由于我发表的陈白尘一个剧本中多处提到“×洋人”（“×”是编者打的）而三次被英、日控制的工部局传到法院，最终还是由于事先打了叉叉而没坐牢。
三八年至三九年间，我在香港《大公报》编文艺副刊时，因所登的稿件而与英国新闻审查官起冲突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说是”冲突“，其实，他是主子。在送审的校样上他随便大哥红叉，我就只好抽调。可临时补稿不方便，我就索性让版面“开天窗”，空白着。如果翻阅那一时期的香港《大公报》，天窗是不少的。有一回审查官甚至把半个版面全给枪毙了。
为什么？因为中日虽在开战，英、日仍在结盟。香港殖民当局不许在它管辖的地方对日军的在华暴行进行抗议。统治者说了算，没什么道理可讲。
三九年秋，我应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邀，赴英教书。坐的是法国轮船。行至西贡，轮船被征调。其他国家的客人均可自觅旅馆，惟独几十名中国旅客，被押往集中营。幸而我在途中托人给当地总领事（我的燕京同学）送去一名片，才又改为软禁。
经过多方周折，我于十月最终来到英国港口福克斯通办理登陆手续时，官员发给我的竟是一纸“敌性外侨”的入境证。我向主管人质问，回答得简单：中、日在交战，而英、日是同盟国，因此，只能那样定性。
这黑锅我一直背到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一天之内，我又成为“伟大盟友”了。英、日缔结的盟约，随着太平洋上的烽火自然也烟消云散了。
对香港本身，我当然有许多美丽的记忆。我在那岛上恋爱过，在浅水滩柔软的沙滩上翻滚过，我曾多次登山看夜景，尤其八六年至八七年我还以访问学人身份在沙田中文大学（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学）有过一段难忘的勾留。也正因为如此，我对香港的回归祖国，倍感欣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