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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蒂·伍德瑞夫：佛罗里达州校园枪击事件余波未平，人们已就阻止悲剧重演的各种方法展开讨论，这些方法从为教师配枪，到制定更加严苛的枪支管理法律，再到为心理疾病患者及情绪障碍人士提供治疗。但利用精神健康记录来预防暴力事件的发生要比许多人认为的更为复杂。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令人不安的信息未必意味着这个人一定患有心理疾病，而那些接受过某一特定心理疾病诊疗的患者，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在联邦背景调查系统中。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这一问题，应对这些挑战，我邀请了杰夫瑞·斯旺森博士做客节目。他是杜克大学精神病学及行为科学教授。斯旺森教授，谢谢你再次做客NewsHour节目。只是，我想澄清一些正在发生事情。你只是在提醒我们，绝大多数心理疾病患者及情绪障碍人士，并不会最终展现出暴力的一面。对吗？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杜克大学：是的，朱蒂。在美国达到心理疾病诊断标准的人数可能超过4000万，而严重精神紊乱的人数达到1000万，如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症或重度抑郁症。其中绝大多数人对别人并不暴力，而且永远不会。
朱蒂·伍德瑞夫：所以，现在，请大致告诉我们，法律针对“防止——禁止精神疾病患者或情绪障碍人士持有枪械”，都做了哪些阐述？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好的。嗯，这方面的联邦法律可以追溯到1968年《枪械管制法》，基本上，该法对某几类人购买持有枪支做出了明确禁止，其中最重要的是重刑定罪人士。但关于有精神健康记录备案的人，这真是一场宣判，于是那些被迫进入精神病院的人，那些法庭认为无能管理自身事务的人，那些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人，那些，在刑事方面，由于精神错乱或受审能力不足被判无罪的人。所以这里有一个法律界定，其中大多数类别都涉及到危险性，也有一些法定诉讼程序，实际上，当你想到人们会被剥夺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时，这点相当重要。
朱蒂·伍德瑞夫：所以，鉴于此，如果全国犯罪背景调查系统要想对某人信息进行记录，必须得做些什么？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那么，全国即时犯罪背景调查系统中的信息通常由各州报告提供，而背景核查，根据《布来迪法案》的规定，不逊于此处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因此，有时，州法院会报告这些信息。有时，这些信息来源于国家心理健康机构。在提交的记录中还有被迫进入精神病院的案例。但是，很多人可能不会被报出，即使他们被迫留在精神病院，遭遇（疾病状态）评估，因为他们只在那里呆了短短一段时间，比如说72小时。之后，他们可以自愿进入医院，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做，而且愿意，或者他们可以出院。如果它不朝着取消持枪资格的非情愿拘禁听证会的方向发展，该听证会应有一名法官并且该人员有机会寻找代理律师，那么这条记录是不会进入国家即时调查系统的。我认为，结果是，那里的记录，它们有点参差不齐，而且，看标准时发现，它们可能太狭隘了，然而同时又太宽泛了。很多人都是被迫认罪，他们对他人或自己并不暴力，而实际上有很多人又的确构成了风险。也许他们只是真正生气而不安的人，他们不会被取消持枪资格或者甚至连重罪定罪都不会涉及。
朱蒂·伍德瑞夫：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是说，我知道像你这样的心理健康专家一直在谈论这个，关注这个，研究这个问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了抓住更多的潜在危险分子，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嗯，我想是这样。如果你首先关注销售点——当人们从联邦授权的经销商那里购买枪支时，我们可以设立更好的标准。例如，我们可以这样做，大约有一半的州就是这样做的，并说，让我们至少暂时地限制那些被短期拘留的人持有枪械。我们可以说，我们禁止有暴力犯罪的轻罪人士，因为我们知道暴力会升级。而今天的拳头和被打的肿眼可能成为明天的枪和死尸。但是，我们也可以说，看这里所有的人，有谁已经拥有一批枪支，而没有被取消持枪。因此，如果让警察拥有明确的法定权利去干涉上游部门，除去证据明确表明的危险人士手中的枪支，并允许家庭成员启动这一进程，又会如何呢？如果他们知道有人涉险——而且他们通常非常了解那些人——给了他们一个途径去除去枪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在发展的解决方法。这被称为极端危险保护令或枪支暴力限制令。在康涅狄格州，这一开拓进取之州称之为风险防范法。我认为这是另一种解决办法，因为它不要求此人有此记录。它也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阻止某人买新枪，而他们家里已有10、12或15支，这就可能不会震慑到他们。
朱蒂·伍德瑞夫：但你清楚表明，这些方法中的很多都试过了，他们只是，它们并没有通过，他们不是——他们不会在那么多州获得所需支持。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嗯，是的。一方面，颁布了风险防范法的州，数量很少，直到最近，才有几个州。但是，和任何公共卫生法或政策一样，你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通过法律。必须通过非常系统的努力来对它加以实施，并确保在位之人去使用它，它周围的执行者，实际上了解它，无论是执法者或其他人士。所以我认为这也是那些信息的一个重要部分。
朱蒂·伍德瑞夫：我是否听你说，杰夫瑞·斯旺森，我们需要的是在联邦一级的行动，如果通过这些规定的只有一些州，真的远远不够？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我认为联邦和州法律可以合作共事。例如，如果我们在联邦一级要求进行全面的背景调查，那么州一级的很多措施将会更好实施，所以，如果你利用一个好的州法阻止某人，他们也不能直接跑到另一个枪支管理法律更弱、甚至都不需要背景调查的邻州去。所以，你知道，我想答案是双管齐下。但是即便是联邦措施，也必须在州一级得到贯彻实施。对被迫承诺的限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项联邦法律，但承诺法规和做法各州之间不尽相同。一些州用得很多，其他州则不用，所以对于同样一位精神危机人士，他用枪是否会遭禁止，可能取决于他们生活在那个州。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而且需要落地的国家级执行。
朱蒂·伍德瑞夫：嗯，这是毫无疑问的，没有问题，这是复杂的，但同样清楚的是，它已经取得了进展，现在我们要为取得更大进步而努力。杜克大学的杰夫瑞·斯旺森教授，非常感谢。
杰夫瑞·斯旺森博士：非常感谢你。
译文为可可英语翻译，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